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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在政坛阴谋中挤进政府（第1页）

第五节在政坛阴谋中挤进政府

“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希特勒放弃了非法夺权的选择，但是竞选之路很不顺利。从魏玛共和国建立直到1932年，13年里的国会第一大党都是社会民主党。纳粹党从1924年5月开始参加竞选，连续三届，呈现逐届下滑、一届不如一届的惨状。1924年5月的选举，它以“德意志人民自由党”（Deutschv?lkischFreiheitspartei）的名义参选，获得6。5%的选票，得国会32席；同年12月选举，它以“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NationalsozialistischeFreiheitsbewegung）的名义参选，获得3%的选票，得14席；1928年5月的选举，它终于能够以自己的原党名参选，但结果更惨，获得2。6%的选票，得12席。经济大危机爆发后，纳粹党的竞选之路终于出现转机。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纳粹党一举跃升至第二大党，获得18。3%的选票，得107席，少于社会民主党的143席。1932年7月的选举，纳粹党彻底翻身，达到魏玛民主体制中竞选的最高成绩，获得37。4%的选票，得230席。而社会民主党仅获21。6%的选票，得133席，降为国会第二大党。[43]如果在纯粹的民主体制中，根据选举结果，希特勒应该在1930年担任副总理，在1932年担任总理。但是魏玛共和国实行的是总统-议会二元体制，总统有权决定总理、副总理的具体人选。而总统的选择既取决于个人的好恶，又同权势集团的倾向性意见有关。

希特勒不是没有看到这些，但是他无力改变总统的看法。兴登堡总统既厌恶纳粹党尤其是冲锋队的草根性，认为这些人吵吵嚷嚷，素养很低，又低估希特勒的执政能力。纳粹党成为第二大党后，他约见了希特勒，结果印象较差，认为希特勒在国家机构中的职位，最高不能超过邮政局长。如果让希特勒担任总理，国家将很快陷入内战。

对于权势集团，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就有了基本决断，但具体实施起来，起效非常缓慢。

德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一次大战结束以后，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对内政外交具体方针的要求也有所差异。当时在全国起重要作用的是两大垄断集团。一个以加工工业和输出工业为主，其核心人物包括当时最大的输出商和制铁工业家奥托·沃尔夫（OttoWolff，1881—1940）、西门子电气公司所有人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CarlFriedriens，1872—1941）、德国工业协会第一主席及法本工业公司监事会主席卡尔·杜伊斯贝格（CarlDuisberg，1861—1935）等。另一个由鲁尔区的重工业巨头组成，其首脑人物包括著名的煤钢大王埃米尔·基尔道夫（EmilKirdorf，1847—1938）、联合钢铁公司总裁弗里茨·蒂森（FritzThyssen，1873—1951）等人。前一个集团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而且同国际资本特别是英国和比利时的资本家有着广泛的联系，因而对内拥护魏玛共和国，对外主张接近西方国家。后一集团是德国财政资本中最具有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要求的派系，其利益因《凡尔赛条约》丧失了阿尔萨斯-洛林（Alsae）、上西里西亚等主要工业原料基地而受到较大损害，所以一开始就公开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赔偿义务，要求立即着手全面武装德国。

希特勒同资本集团的接触，就是从这里打开缺口的。早在1921年，他就在汉堡（Hamburg）民族俱乐部向资本家作过一次演讲，但效果不佳，除了吸引住个别中小企业主外，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因为不少听客对纳粹党的“社会主义”要求心存疑虑。但希特勒通过这些感兴趣的企业主，结识了鲁登道夫和蒂森等大人物，后者于1923年向纳粹党捐赠10万马克。

“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希特勒决定走合法斗争的道路。他出狱后，一方面力拨纳粹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加紧同垄断资本家接触。1926年2月，希特勒第二次在汉堡民族俱乐部发表秘密演说，随后三次在埃森（Essen）、一次在柯尼希斯温特（K?nigswinter）作长篇发言，并周游鲁尔和莱茵地区。1927年6月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同基尔道夫进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密谈，事后基尔道夫要求希特勒把自己的政见整理成小册子，定名为《重新崛起之路》（DerWegzumWiederaufstieg），在资本家中间广为散发。希特勒在这次密谈中主要强调武力扩张、独裁统治和民族沙文主义。他特别对纳粹的“社会主义”作了解释，说这是一种仅限于向民众提供衣食娱乐的社会政策，目的在于争取工人，建立起一个消除阶级对立的民族共同体，为工业家带来更多的利润，它并不触动私人财产，与经济和政治决策无关。通过希特勒的努力，纳粹党把自己的触角伸进了企业和政治两界的上层，从主要局限在南德巴伐利亚地区扩展到整个德国，把以前那种带有个别性质的、不稳固的联系与资助关系，发展成经常的联系和定期的资助。不过，当时纳粹党还不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主要资助对象和政治代表，从全国范围来说，工业界的政治基金大部分给了其他政党。

经济大危机期间，垄断资产阶级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美、英、法等既得利益国家组建起区域性经济和货币集团，堵住了德国经济向外渗透的缝隙，德国外贸量一落千丈，危机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民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日益强烈，社会政治秩序激烈动**。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希望找到一把双刃剑，对外能迅速调整国际格局，使德国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并进而夺取势力范围，对内能控制中下层民众，稳定社会秩序。

就在这段时间里，鲁尔工业集团逐渐把希特勒确定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1930年11月27日，蒂森在德国工业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公开呼吁发挥纳粹党的领导作用。不久，基尔道夫利用自己在矿山联盟中的地位，作出一项决定，规定莱茵-威斯特伐利亚（Rhiphalian）煤矿辛迪加所属的企业，自1931年1月1日起，每售出一吨煤就提取5芬尼[44]资助纳粹党。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开始支持纳粹党，其中包括国家银行前行长雅尔马·沙赫特（HjalmarSchacht，1877—1970）和德国金融界著名报纸柏林《交易所报》经济编辑瓦尔特·冯克（WaltherFunk，1890—1960）等，形成了以鲁尔区重工业巨头为核心的“纳粹工业集团”。同年秋，化工巨头威廉·凯普勒（WilhelmKeppler，1882—1960）联合愿意帮助纳粹党夺取政权的资本家，组建了“凯普勒集团”（KepplerGruppe），从经济和政治上策划扶助纳粹党上台执政。

然而，前一个资本集团仍然反对纳粹党，该集团在国内的影响远超“纳粹工业集团”。但不幸的是，随着危机进一步深化，该集团内部围绕应付危机的决策问题产生新的分化，就是这一分化给了希特勒可乘之机。1931年冬，德国的高失业率已经成为直接威胁统治的严重社会问题。古斯塔夫·克虏伯·冯·博伦（GustavKruppvonBohlen，1870—1950）、奥托·沃尔夫等人支持全德工会联合会提出的发展公共事业以解决就业问题的建议，在前一个资本集团内部分化出“左翼凯恩斯主义”（LinkeKeynesianische）集团。杜伊斯贝格、西门子等人反对这一做法，主张鼓励私人企业扩大生产，使其自发地繁荣市场，形成了“右翼凯恩斯主义”（Reesianische）集团。

垄断资本集团重新分化组合，使希特勒争取他们支持的进程大为加快。据纳粹党新闻发布官奥托·迪特里希回忆，“在继后的几个月中，他走遍整个德国，同杰出的人物私下会谈。选择的约会地点，不是在柏林就是在各州，不是在凯撒霍夫饭店就是在某个偏僻的森林空地。保守秘密是绝对必要的，绝不能让报界有捣乱的机会。否则就会影响到会谈的成功”[45]。同时，希特勒接受沙赫特的建议，由资本家所信任的冯克取代党内元老弗德尔担任自己的经济顾问，1931年12月，又以大资本家凯普勒取代冯克。

1931年10月，纳粹党同民族人民党等其他右翼政党和组织在哈尔茨堡温泉城举行“全国反对派大会”，会议要求布吕宁（Heinrig，1885—1970）政府辞职，组建右派政府。会议结成了“哈尔茨堡阵线”（HarzburgerFront），尽管不久就解体，但是希特勒据此进一步加强了同资产阶级右翼的联系，扩大了纳粹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

1932年1月，希特勒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本家，接受蒂森的建议，取代冯克，亲自到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工业家俱乐部，向300多名资本家及其代表作演讲。他精心准备了演说内容，从分析个人之间存在差异入手，强调保存私有制的合理性，歌颂独裁制，鼓吹“优等种族”有权奴役“劣等种族”；他指责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控制了苏联，并“将逐渐震撼整个世界，把它化为废墟”，声称如果不尽早让纳粹党上台执政，共产党将赢得50%的德国民众，然后把德国推入灾难；他还保证掌权后要扩充军事力量，训练800万后备军，使德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夺取新的生存空间。[46]由于许多与会者是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演说开始时会场气氛冷淡，很多人沉默寡言。但当希特勒讲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他的听众便全神贯注，两个半小时的演说结束后，与会者全体起立，向希特勒致以热烈的掌声。尽管大部分与会者没有当即作出实质性的承诺，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把希特勒看作今后运筹中的一个重要筹码。奥托·迪特里希曾在《跟随希特勒十二年》一书中指出：“1932年1月27日将永远是德国纳粹党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这一天，希特勒成功地在德国西部工业巨头中间打开了缺口。”[47]

德国另一个重要的权势集团是军官团，这是一支从普鲁士王国时期起就长期得宠的力量。

纳粹党与国防军之间本来就有着不解之缘。希特勒政治生涯的第一步，就是作为国防军的政治调查员迈出的。大部分冲锋队员和一部分纳粹党员，也曾经是退伍军人。更主要的是，在仇视《凡尔赛条约》、鼓吹扩军备战、崇尚武力和民族扩张政策等政治主张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国防军军官团大多具有上层社会地位（尽管经过20世纪20年代民主化进程的更换，但1932年仍有23。8%的军官出身贵族世家，其他多为军人世家和资产阶级家庭），通常站在代表传统、保守和正统的势力一边。而纳粹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矛头指向合法政府，使用的手段是煽动街头暴乱，甚至政变。其成员大多出身低下，举止粗鲁，致使国防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之表示蔑视，甚至心存疑义。

1923年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时，国防军作为整体来说，非但没有支持纳粹党，反而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OttoGe?ler，1875—1955）因《人民观察家报》攻击政府而下令将其取缔，巴伐利亚驻军首领洛索夫对希特勒的游说反应冷淡，陆军首领汉斯·冯·泽克特（Ha，1866—1936）则命令洛索夫镇压暴乱。当洛索夫跟随卡尔，拒绝执行国防部的命令时，国防部解除了洛索夫的职务。《人民观察家报》则对泽克特和格斯勒发起恶毒攻击。

此后，纳粹党与国防军的关系一直不佳。希特勒尽管很希望得到国防军的支持，但是出于控制冲锋队的目的，禁止冲锋队与陆军发生联系。国防部则不准陆军招募纳粹党员，或者雇佣他们在军火站和补给站工作，“因为该党给自己确定的目标就是推翻立宪制的德意志国家”。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国防军和冲锋队曾在东部边境地区有过密切的合作，那是因为国防军感到东部地区兵力不足，难以有效地保卫边境安全，利用了从右翼到左翼各种政党的防卫组织，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国旗社”，来增强防御能力。就是在这段时期里，希特勒于1929年3月就纳粹主义与军队的关系发表讲话，抱怨德国陆军没有像意大利陆军一样，同法西斯运动实行合作。

然而希特勒清楚地看到，纳粹党要在德国执政，没有国防军的支持就绝无可能。他要寻找机会向国防军全面表态，争取得到它的支持。1930年春，乌尔姆（Ulm）卫戍部队三名中尉军官，因在军内从事纳粹主义宣传并发展纳粹势力而被捕，并被提交莱比锡（Leipzig）最高法院受审。希特勒抓住这个机会，在9月份举行的审讯中亲自出庭作证，把法庭变成向全国发布信息的舞台。他在法庭辩护中表示：纳粹党保证陆军在国内拥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任何想要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纳粹党一定使用合法手段获取政权，党内的“革命”分子已经被开除，以后也将在党内无立足之地；纳粹党成立冲锋队是为了保护党的集会，应付左翼分子的挑衅，绝没有一点军事性质和取代陆军的意思。[48]

希特勒表态以后，一部分军官，如参谋部军官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Jodl，1890—1946）、乌尔姆第五炮兵团团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Beck，1880—1944）等，公开拥护纳粹党。在他们的影响下，波茨坦骑兵团和西里西亚第三炮兵团等团队也开始转向。对大部分青年军官来说，除了因希特勒作出保证而感到宽慰外，纳粹党关于扩军备战的许诺使他们看到了晋升的希望。1931年1月，军队废止了关于不得雇佣纳粹党人在军火库和补给站工作以及不准纳粹党人加入陆军的禁令。[49]

资本集团和国防军态度的逐渐变化，为纳粹党上台执政提供了可能性。然而，人们很难精确地估计，如果没有出现政坛阴谋，就凭着权势集团对纳粹党态度的变化，何时能影响到兴登堡的决断，推动他心甘情愿地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

但是，当时德国会出现政坛阴谋，却不是偶然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的政坛容易出现阴谋，而且是同国会-总统二元制结构直接相关联的。当纳粹党成了国会第一大党，而总统却不愿意任命其党魁担任总理，必然会出现实际担任总理者无法取得国会多数支持的事实。总理不能得到国会的支持，就只能摆脱国会，依靠总统的支持来执政，即形成“总统内阁”。“总统内阁”是宪法允许的，却不是执政的常态，而是属于“非常时期”的产物。兴登堡根子里是位君主主义者，但作为共和国的合法总统，又时刻提醒自己要遵从共和国宪法，尽量减少使用非常权力的机会。这种复杂的逻辑关系本身就是政坛阴谋的温床。

颇受争议的冲锋队在1932年春天又一次成为政坛关注的焦点。3月13日是全国总统选举的投票日。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声称已得到消息，说社会民主党的护卫组织“国旗社”将使用暴力来阻止希特勒竞选总统。他借此下达命令，要冲锋队在突击地点集合，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同时，冲锋队内开始流传“政变”这个字眼。四天后，3月17日，普鲁士警察搜查柏林的纳粹党大区办事处和冲锋队中心，找到了一些有关冲锋队准备在希特勒当选总统后采取暴力行动的材料。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等州的政府根据这些情况，请求全国政府对冲锋队采取行动。布吕宁总理和国防部长兼内政部长威廉·格罗纳（WilhelmGroener，1867—1939）接受请求，下令取缔冲锋队，以消除内战的危险。这一行动得到兴登堡总统的认可，他再度当选总统后即签署《保障国家权威性的总统法令》，宣布取缔冲锋队。

格罗纳查禁冲锋队的行动引起了大部分高级军官的反对，他们担心此举会破坏国防军利用冲锋队防守东部边界的计划。库特·冯·施莱歇尔（KurtvonSchleicher，1882—1934）作为该轮德国政坛阴谋的中心人物之一，逐渐浮出了水面。此人出生于军人世家，长期在军中供职，曾经同兴登堡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OskarvonHindenburg，1883—1960）在同一个团队服役，又同包括泽克特、格斯勒（前国防部长）等在内的军中高层人物有私交，成为军人干政的合适人物。他呼吁兴登堡收回总统法令，或者对等地取缔国旗社。尽管兴登堡于5月3日签署了《保障国家权威性的第二号总统法令》，规定全国一切武装政治团体都要置于内政部长的监督之下，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旗社的行动，但是施莱歇尔等国防部官员仍然以辞职相威胁，迫使格罗纳于5月13日辞职。总理布吕宁邀请施莱歇尔出任国防部长，后者对布吕宁的政策措施不满，自己又怀有政治野心，便回答说：“我愿意出任，但不是在你的政府中。”

此时，布吕宁政府正处在政坛危机之中。随着农业危机日益严重，政府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不料招来更大的麻烦。5月20日，政府拟订了一项垦殖法令，打算强制购买不再具有偿还能力的东部庄园，向迁移到此处的农民提供土地。这一措施招致大庄园主的极度不满，他们纷纷向本身拥有东普鲁士庄园的兴登堡总统提出“请愿”，指责布吕宁“已经完全倒向农业布尔什维主义”[50]，要求更换政府。这时，施莱歇尔要操纵德国政局的野心日益膨胀。他制定了一个所谓的“驯服”方案，准备对冲锋队开禁，邀请纳粹党参加政府，以此来扩大政府的国会基础；同时把冲锋队、国旗社和其他准军事组织合并，组成一支由国防军控制的民兵部队。与此同时，他希望选择一位个性较弱的总理在前台执政，便于自己实施幕后操纵，因此竭力劝说兴登堡总统撤换布吕宁。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5月20日，布吕宁被迫辞职。6月1日，兴登堡任命由施莱歇尔推荐的巴本担任总理。施莱歇尔出任国防部长。

弗兰茨·冯·巴本（FranzvonPapen，1879—1969）出身天主教贵族兼大资本家家庭，曾在总参谋部任职。其党派背景比较微妙。他早在1920年就参加了天主教中央党（Deutstrumspartei），党龄颇长，但由于参加了推翻本党提名的总理布吕宁的幕后活动，又不遵守该党领袖的旨意，因此被迫脱党。巴本内阁从一开始就没有国会多数的支持，因此还是属于总统制政府。该政府上台之初，经济上基本沿用传统的“增收节支”政策，但是从1932年8月份起，开始放弃紧缩政策，试图用“引爆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如向增加劳工雇佣数额的企业发放“税收有价证券”，资本家可以用此充当税款，并通过分配国家任务和削减企业税收来刺激私人经济，间接解决劳工就业问题。这些措施从长远来看，也许能够缓解经济危机，但是它们首先使资本家得利，因而引起工人的强烈反对。

同时，巴本履行事先同纳粹党达成的协议，下令解散国会，对冲锋队开禁，并宣布于7月31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

纳粹党紧紧抓住这一机会，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竞选活动。希特勒乘坐飞机，15天内到50个城市发表演讲。解禁不久的冲锋队以十倍的疯狂对政敌制造流血事件，企图控制全部适合从事宣传和演讲的场所。

国会选举投票结果公布后，纳粹党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希特勒以此为资本，要求像1922年的墨索里尼一样，担任政府总理，并由其他纳粹党人执掌内政、农业、教育、司法和航空五个部。兴登堡不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爆发全国内战，在德国历史上遗臭万年，遂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他提议希特勒与巴本一起组织联合政府，在巴本手下当副总理，但遭到希特勒的拒绝。

纳粹党旋即与仇视巴本的中央党联合。8月30日，两党议员一起选举纳粹党人赫尔曼·戈林担任国会议长，使巴本得不到国会多数的支持。而兴登堡总统不断提醒巴本，要尽早恢复依赖国会执政的常态。巴本无奈，准备再次解散国会，同时打算违反宪法的有关条款，推迟举行新的大选，让政府在没有国会制约的情况下行使类似独裁的权力。这种意在抛弃议会民主制的做法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他们向国会提出一份议案，表示不信任巴本政府，要求取消一切“紧急法令”。纳粹党为了搞垮巴本政府，立即表示附议。结果，该议案以512票赞成、42票反对、5票弃权获得通过。然而，巴本抢先做了一个不光彩的举动，他在议案生效之前先宣布解散国会，使政府免于倒台，而国会必须重组。新的国会选举定于11月6日举行，这已经是1932年进行的第四轮全国性选举了。

大部分资本家从巴本政府的政策措施中获得利益，因而积极行动起来。他们拟出一份号召书，呼吁选民把选票投给支持巴本政府的政党，这份号召书得到339名“举足轻重的”资本家的签名。11月的选举中，共产党的得票数进一步上升，获得16。9%的议席，而纳粹党的得票率仅为33。1%，尽管仍然保持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比起7月份的选举来，少得了200多万张选票。

纳粹党之所以会失利，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经济危机期间希特勒加紧同垄断资本家勾搭，这方面的消息不断被披露，一些群众由此看出纳粹党的宣传中包含着欺骗的成分。其次，一部分资本家也减少了对纳粹党的资助。同年11月初，共产党领导柏林交通工人举行罢工，一部分纳粹党员由于不满现状也积极参加。戈培尔从内心来说反对这次罢工，但是他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我们逃避这次罢工，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就会动摇。在这里，再一次出现了向公众证明的重大机会，证明我们在政治方面采取的方针是出于对人民的真正同情。出于这个原因，纳粹党有意避免采取旧的资产阶级方法。”由于戈培尔作为纳粹党宣传领袖支持了这次罢工，一些资本家不愿解囊资助纳粹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竞选能力。再次，随着纳粹党实力增长，其党徒的暴行也日益增多，民众对此感到不安。1932年8月9日深夜，一伙冲锋队员在上西里西亚一个矿工村袭击一名睡梦中的共产党员，竟然当着受害者的母亲，把他活活踩死。凶手被法院判处死刑，然而希特勒竟然向他们发去下述电报：“同志们！鉴于这次令人气愤的血腥判决，我谨向你们表示我的无限忠诚。从现在起，你们的获释是一个涉及我们荣誉的问题。”这一事件使一部分民众离开纳粹党。[51]

这时，“纳粹工业集团”也在积极行动。从1932年6月起，凯普勒组织一部分资本家，以“商讨就业和财政问题”为名，在每月的第一个周三定期聚会，策划扶助纳粹党上台。纳粹党在11月选举中失利后，该集团极为不安，加快了扶植希特勒的步伐。11月中旬，资本家的代表沙赫特、埃里希·黑克尔（ErichHeckel，1883—1970）、凯普勒与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1900—1945）一起，拟制了一封致兴登堡总统的请愿书，信中要求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表示只要“委任全国最大集团的领袖负责领导一个由具有实际能力和个人才干的人士组成的总统制内阁，就可消除一切群众运动所必然带有的弱点和缺陷，并且把至今仍在袖手旁观的千百万人吸引进来，变成积极的力量”[52]。该请愿书完稿后，由凯普勒转发给约50名大小资本家，征集他们的签名。最后，沙赫特、库特·冯·施罗德（KurtvonSchr?der，1889—1966）、蒂森等20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余30人不愿签名。联合钢铁公司高管阿尔贝特·弗格勒（AlbertV?gler，1877—1945）出于“不想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原因”没有签名，但表示赞同其中的内容。11月19日，请愿书在政府危机中正式呈交给兴登堡总统。

1932年11月国会选举，巴本政府仍然得不到国会多数的支持。巴本把目光转向第一大党纳粹党，亲自写信给希特勒，要求他入阁担任副总理。希特勒断然拒绝了这一邀请，并且声称，由于巴本政府的政策措施不当，已经把群众赶向布尔什维主义，导致共产党的选票上升，纳粹党不会向这种政府妥协。

这时，巴本的推荐人施莱歇尔也对巴本日益不满。他感到巴本已经把自己甩在一边，而且意在摆脱国会，实施个人独裁统治。施莱歇尔认为此举必然导致国内政局动**，最后要么纳粹党上台，要么共产党获取政权。他希望在德国出现一个受国防军支持的总统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又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构成这一社会基础的，最好是一条横贯所有政党并且集合了全国一切社会政治力量的“横向阵线”。于是，他力促巴本辞职。11月17日，巴本在各种压力下提出内阁辞呈，被兴登堡总统接受。

11月19日，兴登堡根据部分资本家的请求，召见希特勒。兴登堡的态度比以前大有好转，但是在实质性问题上还是不愿作出让步。他提出，如果希特勒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执政纲领，并且得到国会多数的支持，就能够担任总理，否则只能屈居副总理。他拒绝授权希特勒组织总统制政府。事后兴登堡这样评论希特勒：“他会精彩地演说，但并不信守他承诺的事情。我无论如何不会把国家政权交给他；我不愿实行党的专政，也不会把德国作为试验品移交给希特勒。”[53]希特勒难以接受兴登堡提出的条件，因为他得不到国会绝对多数的支持。当时，第五大党民族人民党已经拒绝同他合作，第四大党中央党虽然同意给予支持，但先决条件是不实行独裁统治，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和第三大党共产党都不会支持他。纳粹党尽管是第一大党，党内又实行“领袖原则”，因而能够控制住全部的纳粹党议员，但是毕竟只占有33。1%的议席。这样，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愿望还是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