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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让机器动起来（第1页）

第十四章让机器动起来

围绕宪法爆发的混战让人们看到这个国家中存在着一些隔阂和间隙。美国需要一位品德无可挑剔的人担任首任总统，来履行新共和国的诸多承诺。他必须像圣人一样，能够超越党派之争，他不仅是行政首脑，还要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所有人都知道，乔治·华盛顿正是这样一位超越政治的政治家。很多人之所以勉强认可新宪法，也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华盛顿将领导第一届政府。

在普克普斯会议召开的数周里，汉密尔顿以一种追求恋人般的热情，力促华盛顿登上总统宝座。很久以前，他就把自己与将军的职业生涯紧密地维系在一起了，他比其他美国人更希望华盛顿成为总统。他和华盛顿都对无能的国会和贪腐的州政客感到气愤，认为一个强硬的中央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在1788年8月中旬，汉密尔顿在送给华盛顿两卷本的《联邦党人文集》时提起了总统的问题。他不再介意透露他、麦迪逊和杰伊共同享有这本书的著作权，并说出了他的真实意图：“阁下，您应该遵从国民对新政府的普遍呼吁，我不得不说，由您来领导第一届政府是众望所归，如果在一项制度创建之初不给它施加最重要的影响，恐怕建立这项制度也就不会有什么效果了。”[1]

华盛顿回应说，《联邦党人文集》对宪法所作的注释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并预言“导致这场危机的短暂、多变的环境终将消失，但这项工作将被后人铭记”。这份评价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因为首任总统需要听取内阁宪法专家的意见，了解何种行为是允许的。华盛顿谨慎地向总统宝座迈进。18世纪后期，政治家往往否认自己的野心，假称公共服务纯粹是一种自我牺牲。因此，华盛顿在一封信中发表了微妙的声明，表示他将推迟决定参选总统事宜，并指出他更愿意留在芒特弗农：“你很清楚，当我告诉你我最大也是唯一的愿望是在我自己的农庄里平和悠闲地生活到死时，这绝不是做作。”[2]

自独立战争以来，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再次坦诚相见，经历了严峻考验之后，他们的关系依然像以往那样牢不可破。他们的关系即便经过最严酷的考验也从未有过裂痕，华盛顿敞开心扉，吐露了自己对未来的设想；汉密尔顿知道，新共和国在其第一届政府时必将遭遇严峻的考验，所以他担心平庸之辈占据高位。他警告华盛顿，如果第一届政府管理不当，“所有的指责都将集中到制度本身上去。它的创建者将不得不为此蒙羞，因为他们在政府中进行了一场革命，却没有取得相称的成果。他们摧毁了一个空想的国家，却建立起另一个空想的国家”。[3]

华盛顿含蓄地感谢了汉密尔顿的坦诚，这让他抛开功利主义的表象，考虑参选总统事宜。华盛顿非常诚恳地说，一想到要成为总统的事，他就觉得“这让他感到一丝忧郁”，并指出如果他成为总统，“他会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怯懦和勉强”。[4]感觉到有必要温和地刺激一下华盛顿，汉密尔顿强调说，美国的光荣使命要求他履行义务：“除了您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能有效充分凝聚民意，或者在政府成立之初给这个职位足够的权威。”[5]听到别人也持同样观点后，华盛顿最终决定丢掉疑虑，答应站出来竞选总统。

汉密尔顿在第一次大选中全力支持华盛顿，引起了敏感自负的约翰·亚当斯的不满。根据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的说法，自1788年6月从欧洲返回后，亚当斯觉得副总统以下的任何职位都“委屈了他”。[6]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根据宪法，每个选举人在选举总统时有两张选票，但他们不会标明自己选择的总统是谁，副总统是谁。最后得最多选票的人当选总统，第二名成为副总统。这有可能导致一种危险的情况：两者票数相等，这就使得决定权转到了众议院。更糟糕的情况是，副总统候选人可能意外地当上总统。“所有人都知道宪法的这一缺陷，这会让本来竞逐副总统的人可能在事实上成为总统。”汉密尔顿在1789年初告诉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党人詹姆斯·威尔逊。如果亚当斯获得全票而华盛顿又“被暗中隐匿”了几票，汉密尔顿说，那么亚当斯就可能挤掉华盛顿赢得总统之职。[7]汉密尔顿不相信脾气暴躁的亚当斯能团结一个濒于分裂的国家，或者给新政府提供走向成功的驱动力。在汉密尔顿看来，整个美国实验的成功与否完全是以华盛顿能否当上总统为转移的。乔治·克林顿也意外地成为总统候选人，这加剧了汉密尔顿的担忧。汉密尔顿担心在自己的运作之下，选举人放弃选择克林顿，但这些人可能转而支持亚当斯而非华盛顿。如果是这样，那他就等于在无形之中帮助对手击败了自己心中最佳的总统人选。

在1788年秋天之前，汉密尔顿和亚当斯之间都没有任何私人往来。在亚当斯因外交工作长年驻外期间，汉密尔顿已经成了国内声名卓著的人物了。亚当斯知道汉密尔顿是一名声誉极高的律师，但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年轻人是一个政治暴发户，只是赶上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末班车。汉密尔顿则一直对亚当斯抱着比较复杂的情感。他依然能清楚地回想起马萨诸塞的亚当斯家族和弗吉尼亚的李家族同情“康威阴谋集团”，企图让霍拉肖·盖茨将军取代华盛顿。汉密尔顿告诉一位马萨诸塞盟友说：“李家族和亚当斯家族有攻守同盟的传统，因此有可能形成给政府管理制造麻烦的小集团。”[8]与此同时，汉密尔顿也绝对相信亚当斯无可置疑的爱国心、他的“正确的理解力”以及“对公共利益的热忱”，他肯定不会“扰乱华盛顿政府的和谐”。[9]汉密尔顿推心置腹地跟麦迪逊说，亚当斯在支持新宪法方面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如果成为副总统，还可以与来自弗吉尼亚的总统形成地域上的平衡。

不过，汉密尔顿还是担心亚当斯可能——或出于偶然，或出于苦心经营——在投票阶段超过华盛顿。因而他接触了康涅狄格州的两名选举人、新泽西州的两名选举人和三到四名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人，要求他们别投亚当斯的票以确保华盛顿当上总统。像往常一样，汉密尔顿担心过度了。当69名选举人在1789年2月4日开会时，华盛顿得到了全票，理所当然成为第一任总统；亚当斯得到了34票，排名第二，顺理成章成为副总统（其他10名候选人瓜分了剩余的35票）。这次投票情况对亚当斯的自尊心是个打击，他哀叹这是自己人格的一个“污点”，甚至出于自尊想放弃副总统职位。[10]此时，他还尚未得知汉密尔顿拉走他几票的做法。得知抢走自己选票的“龌龊、肮脏的阴谋”发端于纽约州时，他被激怒了。“这样卑鄙的行为都会发生，岂知我的当选是祸非福？”亚当斯向本杰明·拉什抗议道。[11]在亚当斯眼中，汉密尔顿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罪过。

事实上，汉密尔顿只接触了七八名选举人，所以对亚当斯的35票的差额影响有限。他想帮助华盛顿，而不是去伤害亚当斯，而且他还认为后者是副总统的最佳人选。当汉密尔顿得知亚当斯误解了他的行为，把这些行为看成是羞辱他并贬低他的社会地位的努力时，汉密尔顿大吃一惊。他描述这件事作为亚当斯“极端利己主义”和虚荣心的证明：“当我知道亚当斯先生抱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没有获得与华盛顿将军同等的机会时，我惊讶至极，备感遗憾。”[12]这只是共和国初期，这两位巨头之间诸多的致命误解的第一例。

汉密尔顿的真正目标其实是乔治·克林顿，克林顿已经担任纽约州长12年之久了，并且在1789年春再次连任。克林顿主张总统实行轮换制，但却毫无顾虑地把纽约州长一职变成了他的个人世袭职位。汉密尔顿担心克林顿会试图削弱新政府。在发动否认其总统候选人资格的运动之后，汉密尔顿现在试图将他从州长宝座上拉下来。马萨诸塞的联邦党人塞缪尔·奥蒂斯（SamuelOtis）告诉一个朋友，汉密尔顿和菲利普·斯凯勒计划动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从政治上干掉州长”。[13]

1789年2月11日，汉密尔顿在百老汇街他经常光顾的巴丁酒店主持了一次会议，目的是推举一名候选人挑战克林顿。与会的数百人选择了罗伯特·耶茨法官，这个结果令人惊讶。汉密尔顿对这位昔日劲敌的推举，是因为汉密尔顿认为他有能力将纽约州南部支持联邦党的人和北部反对联邦党的农民成功地联合起来。这也彰显了汉密尔顿扳倒克林顿的决心。此外，耶茨在纽约州批准宪法之后对其坚定不移地支持，也给汉密尔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密尔顿还答应建立一个委员会寻求支持。耶茨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反联邦党的亚伦·伯尔也出现在巴丁酒店，并同意参加这个委员会。

汉密尔顿一选定耶茨，就决心以强劲的手段打击克林顿（好斗可能是其苦涩童年带来的后遗症）。他建议一位支持者：“政治如同战争，先发制人便等于赢得了一半。”[14]汉密尔顿习惯性地以一系列犀利的文章开始了他的战斗，这次是在《每日广告报》上，接连以“H。G。”之名发表了16篇文章。跟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文章一样，汉密尔顿以极其充沛的精力写下了这些文字。在1789年2月底的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其中的八篇。

从第一篇署名“H。G。”的文章开始，汉密尔顿便把毒镖投向了克林顿。在回顾了州长的政治和军事生涯后，汉密尔顿指责他“目光短浅、生性偏执、脾气急躁，还有私心杂念”。[15]他还质疑在独立战争期间，作为陆军准将的克林顿的勇气和胆量：“经过仔细调查，我至今无法确认克林顿先生参与过哪怕一次真刀实枪的战斗。”[16]在一封信中，汉密尔顿将参加革命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真真切切对公共福祉感兴趣的人”；另一类是“没法安守本分的不安定的人”，比如克林顿，“他只是希望趁机中饱私囊而已”。[17]进而，汉密尔顿指控克林顿在第一次州长竞选中从菲利普·斯凯勒手中盗走了州长的位子，他强迫他统率的士兵投他自己的票。

在“H。G。”后来的文章中，汉密尔顿站在了更高的道德立场上。他分析了克林顿对宪法坚持不懈的反对，发现让人无法原谅的是，州长一直坚持一条“对本州和联邦的安宁，对民众福祉充满危险”的道路。[18]汉密尔顿希望纽约继续成为国家的首都，因为自1785年1月以来纽约就一直担当此任。他指出，克林顿反对纽约作为国会的驻地，理由是他认为这样会助长本地的奢靡之风。“每一个有判断力的人都知道，国会是推动我们这个州的财富的重要来源。至于有人担心会促进奢侈浪费的不良习气，我认为，过去若干年我们都没有看到比国会进驻纽约期间更勤俭节约的风气了”。[19]不只是心胸狭隘、利欲熏心、刚愎自用，克林顿还被汉密尔顿描述为粗鲁野蛮、有失风范，他面对邦联国会的最后两任主席，甚至最基本的招呼都不打。

联邦党人为这些掷地有声的评判感到欢欣鼓舞。“从未有文章能让人怀着如此渴望的心情来阅读它们。”汉密尔顿的一位拥趸写道。[20]另外一名拥趸说：“汉密尔顿上校非常踊跃地支持耶茨法官，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是人心所向。我看克林顿这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很快就要下台了。”[21]年迈的克林顿并没有亲自上阵，而是找了别人来反驳汉密尔顿，他们的辩解很快也充斥着媒体。在3月初，一个署名“菲尔帕斯（Philopas）”的人抗议“H。G。”的文笔“粗俗不堪”，“即使是比灵斯门[10]的人看了也会脸红”。[22]另外一位作者说，这次选举的真正问题在于“籍籍无名的平头百姓”克林顿敢于对抗名门望族斯凯勒家族的远大抱负。[23]如果耶茨击败了克林顿，这位作者预计，耶茨将在下一次选举中被弃之不用，这样“父子二人”就可以从中渔利，显然是指菲利普·斯凯勒及其女婿汉密尔顿。[24]尽管对克林顿展开了尖刻的人身攻击，汉密尔顿并没有把矛头指向其他人。他对自己受到的批评异常敏感，却从不思考自己的攻击之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他灵魂中的特质。

3月底，谩骂升级，有人以“威廉·特尔（WilliamTell）”之名发表文章称汉密尔顿是一个十足的马基雅维利分子，侮辱他是一个为权力发了疯的政客，因为有“一群溜须拍马的人，一些野心勃勃的亲戚，和一些富人的”撑腰就趾高气扬盛气凌人。随后，“威廉·特尔”对汉密尔顿提出了比单纯的野心更恶劣的指控：“你的私生活比你的公共生活猥琐百倍。多行不义必自毙，因为你连一切义务中最神圣庄严的义务都不遵守！**”[25]这七个星号必定是指“婚姻（wedlock）”这个词，这意味着汉密尔顿第一次在书面文献中被指通奸。我们将会看到，为什么这一指控会在这个时候浮出水面是有原因的。

跟其他国父一样，汉密尔顿寄居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里。既有宪法辩论中超俗感人的形象和庄严崇高的言论——许多人更愿意从这方面缅怀这个伟大人物——还有混乱的私生活、阴谋诡计、通俗小报式的人身攻击。建国初期的这种论辩文化既是美国政治表达的巅峰，又是它的低潮，在从独立战争的崇高理想主义到日常政治细节的过渡中，这种矛盾现象可能是在所难免的。1776年和1787年的英雄在为自己在新政府中争取个人权力和利益时，注定要变得更加渺小和更加伪善。

对其他参与州长竞选活动的人，汉密尔顿只是向选举人发了一封公开信，在克林顿的竞选活动集会中，汉密尔顿的文章被不屑一顾地放在桌子底下。在斟酌对投票人最终的吁请时，汉密尔顿说克林顿最有效的手段便是把富人拿出来谩骂一通，并且警告说，共和党主义者把富人当成让他们受到损害的替罪羊：“在当权派对有产者发动彻底批判时，他们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对公共利益的敌视。”[26]

这样的论证并没有说服投票人，克林顿州长干净利落地击败了耶茨法官。这次针尖对麦芒的选举在汉密尔顿和克林顿之间留下了深深的裂痕，他们俩再也没有机会重新修好了。纽约依然处在分裂状态，这有利于政治上的运作。诡计多端的克林顿知道，他必须夯实自己的根基，于是在9月，他让自己既不喜欢也不信任的亚伦·伯尔出任纽约州的司法部长。汉密尔顿第一次感觉曾为耶茨呐喊助威的伯尔背叛了他。亚伦·伯尔的政治才华就在于能够想出无穷无尽的办法从他家乡州的政治角逐中获益。三年以来，他未曾从事过什么政治活动，现在他那沉睡已久的政治野心开始苏醒了。

新政府在盛大的庆典中成立了。1789年4月16日，乔治·华盛顿从芒特弗农出发，踏上了通往纽约的长达8天的旅程，在那里要举行一场全国性的庆祝大会。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城市都会用礼炮向新总统致意。华盛顿走过不知多少凯旋门，在特伦顿还经过了一座铺满花瓣的小桥，13名年轻的女子撒着花瓣欢迎他。如果认为这似乎是王室出游，那只能说人们被表象所误导。华盛顿当时债务缠身，不得不借高利贷来完成这次旅程。当他抵达新泽西的伊丽莎白城时，他登上了豪华的专用船，横渡哈得孙河来到了纽约城。华盖遮阳，清风拂面，这艘专用船由13名水手操纵着前行。在华尔街的一端，克林顿州长和杜安市长在欢呼的人群面前热烈欢迎当选的总统。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停靠在码头上的船只把旗帜升起来了，礼炮也响了13次，然后华盛顿步入了他的新住处，樱桃大街10号的一幢三层砖结构的建筑物。那天晚上，这个城市被窗前的蜡烛照得通红，州长克林顿设宴款待华盛顿。汉密尔顿很不情愿在州长面前卑躬屈膝，而华盛顿却希望传达这样的信息：汉密尔顿将是整个民族的领袖。

在被选为新联邦政府的临时驻地之后，纽约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准备工作。由于希望能够成为永久的首都，这个城市在必要设施的完善上投入不少。市议会延聘了后来设计华盛顿特区的法国建筑学家和工程师皮埃尔·查尔斯·郎方（PierreCharlesL’Enfant）来重新装修在百老汇街和华尔街路口处的市政厅。郎方把它变成了一幢雅致的新古典风格的联邦大厦，上面覆盖着一个玻璃穹顶。改建所需要的资金部分来自当地市民，但大部分来自汉密尔顿建立的纽约银行。当新国会于4月初第一次开会时，从“联邦战舰汉密尔顿号”上取来的旗帜飘扬在这幢大厦的上空，它的正中是一个美国鹰的标志。

4月30日，乔治·华盛顿早早就起床了，往头上喷了点粉，准备迎接他的伟大日子。中午时分，在议会人员的陪同下，他登上一辆黄色的马车，来到了联邦大厦宣誓就职。超过一万名兴高采烈的纽约人挤到周围的街道上目睹这一历史时刻。与其他任何一个促使这一历史时刻发生的人一样，汉密尔顿远远地从华尔街上的家中看着这一切。一开始，57岁的华盛顿便注定要给人一种皇室的威严和共和主义的亲切之间的中庸形象。随身带着一把华丽的象征权力的宝剑，华盛顿身穿用哈特福德一家裁缝店织成的绒面呢做成的纯棕色礼服。汉密尔顿的未来已经在这套行头中有所暗示了：美国应当鼓励制造业，尤其是被大不列颠垄断的纺织业。华盛顿希望，不久之后，“绅士身着产自美国本土的服饰出现在各种场合，应该成为一种时尚”。[27]

打扮妥当的弗吉尼亚人在二楼的阳台上宣誓，蓝色的背景上点缀着金色的星星，俊朗的立柱侧立左右。约翰·亚当斯站在他的旁边，华盛顿在罗伯特·R。利文斯顿大法官的主持下宣誓，然后亲吻了深红色垫布上的圣经。这一时刻是令人欢愉的，但并非完美的。当华盛顿在参议院会议厅向国会朗读一份可能是由詹姆斯·麦迪逊撰写的简短的就职宣言时，他把左手放在口袋里，用右手来翻演讲稿，这留下了一个古怪的形象。他因紧张而哆嗦的演讲几乎让人无法听清楚。一位观众调侃这位美国的英雄说，华盛顿“比以往被大炮或步枪瞄准时更为焦躁和窘迫”。[28]随后，首任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从百老汇大街上游行到圣保罗教堂为美国祈祷，附近就是汉密尔顿上过学的国王学院。

亚历山大和艾丽萨都参加了5月7日的第一次就职舞会。艾丽萨成了新政权时期社交活动中的一颗明星，回顾那些日子时，她动情地说:

由于我比玛莎·华盛顿年轻，我更积极参与了那天的庆祝活动。我参加了总统就职舞会——所有舞会中最耀眼的一次——那是5月初在华尔街往北的百老汇街上的礼堂中举办的。参加的人员有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大部分国会议员、法国和西班牙公使、军方和地方的首长以及他们的妻女。华盛顿夫人那时还在芒特弗农，未能到纽约来，直到三个星期后才姗姗来迟。在那次舞会上，每一位到场的女性都得到了一把在巴黎就准备好的扇子，象牙镶边，打开的时候，会看到一个酷似华盛顿的头像。[29]

作为菲利普·斯凯勒和汉密尔顿的密友，华盛顿其乐融融地跟艾丽萨攀谈并在就职舞会上跟她跳了舞。艾丽萨与华盛顿之间很友好，但其实并不太熟。艾丽萨说，即使是在跳舞的时候，华盛顿也从未彻底放松下来，可能一直想着他是总统吧。跟华盛顿在许多晚会上见面多了，艾丽萨后来描述了如下情形：“他总是会选择一个舞伴，准确无误地走完这些舞步，但他从不跳起来。他最喜欢的是小步舞，这种优雅的舞蹈符合他尊贵和严肃的形象。”[30]这跟一名评论家的评论相吻合，那位评论家说华盛顿不苟言笑，即便是被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包围着，华盛顿的面容“也从未缓和下来，或者改变其惯有的严肃”。[31]

华盛顿上任之后的每项举措都被赋予重要意义，因为他是在设定先例，在开历史之先河，为政府奠定基调。他一宣誓入主政府，关于礼仪的问题便引发了一场似无必要的争论。总统该如何演讲？他应该接待来访者吗？由于许多反联邦主义者确信汉密尔顿及其党羽企图确立君主制，他们也因看到背信变节的苗头而急切地参与到这种争论中来了。但是此时的汉密尔顿，尽管反对贵族式的头衔，但他其实是在思考，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庄重的形式而继续激发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其他国家的缔造者也在做大体类似的思考。在1789年5月，富兰克林告诉本杰明·拉什说：“我们一直在提防着旧有的国家可能带来的恶果——统治者权力的过度膨胀。但我们今天的危险似乎在于民众中遵纪守法意识的欠缺。”[32]

新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摆出一副王公贵族般的气派，这彻底激怒了共和党人，甚至连华盛顿都调侃他“是对王室风范引人注目的模仿”。[33]亚当斯一家租住在众所周知的景色秀丽之地“里士满山庄”，那里可以很好地俯瞰哈得孙河，后来这座豪宅成了亚伦·伯尔的家。每天早上，约翰·亚当斯都登上造价不菲的四轮大马车，由身着制服的车夫接送，戴着略施粉黛的假发主持参议院（他经常由刚从哈佛来的次子查尔斯伴行。由于当时尚未得知汉密尔顿对他的选票做了手脚，亚当斯在7月还问其子愿不愿意跟汉密尔顿学法律；汉密尔顿也接受了亚当斯讨好似的请求）。5月，当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讨论到头衔这样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时，亚当斯建议华盛顿被称为“阁下，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以及自由的保护人”。[34]这给人们攻击亚当斯提供了口实，人们说他是能言善辩的小丑，他立刻被冠以诸如“尊贵的胖子”或者“布伦特里公爵”等绰号。亚当斯只是希望吸引人们尊重新政府，但他对礼仪形式的关注可能让人认为他想建立一个世袭君主制国家，把自己当成国王，把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QuincyAdams）立为王储。随后众议院打击了参议院，众议院决定称呼最高行政长官为“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就可以了，参议院最终接受了这项提议。

在5月初，华盛顿向汉密尔顿咨询他对总统礼节的看法。跟亚当斯一样，汉密尔顿认为这一职位必须保持庄重严肃的形象，他建议华盛顿在每周一次的招待会上接见来访者，但最长不超过半小时，并且不回访。他认为同立法人员以及其他官员私下聚餐应当限制在六到八人，而且总统也不应该在餐桌前逗留太长时间。他也直言不讳地建议华盛顿只接见参议员而不要接见众议员。显然，汉密尔顿希望总统被塑造为一个高贵的形象，淡化他平易近人的风格。

华盛顿基本采纳了汉密尔顿的建议，在每周二下午召开事后被证明是单调乏味的例会。即使在气氛轻松的时候，华盛顿也不会笑逐颜开，严格的接待规则束缚得他如同一尊蜡像。他身披褐色的绒大衣，戴着黄色的手套，腿穿一条黑色的缎子裤，一把装饰作用的利剑插在剑鞘中。然后他要极其缓慢地在来访客人中间转上一圈，向他们微微欠身，但并不握手，也不向大家表示敬意。客人不可以打呵欠，也不允许皱眉头。戴假发的男仆在不再让人感到开胃的宴席两旁垂手而立。“总统看上去面容有点忧郁，”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威廉·麦克莱（WilliamMaclay）写到这一场景时说，“没有一丝明亮的阳光穿透严肃氛围带来的阴霾。每次吃饭间隙，总统都要把刀叉放到桌子上。刀叉在他手中简直就是一根鼓槌。”[35]既出于性格也出于策略，华盛顿选择了不苟言笑，他曾经对他的养孙说：“沉默是金。任何时候成为敌人总比成为朋友来得容易。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36]这样一个束手束脚、谨小慎微的总统跟夸夸其谈的汉密尔顿形成了一个异常鲜明的对比。

华盛顿试图塑造出一个既不严肃也不随意的形象，用阿比盖尔·亚当斯的话说，“他彬彬有礼，和蔼的时候没有拘谨，冷淡的时候没有倨傲，严肃的时候没有严厉，总之是一个温和、睿智和善良的人。”[37]尽管如此，反联邦主义者还是从华丽的皇家服饰中，发现了预示着君主政体的蛛丝马迹。当华盛顿坐车出席各种公众场合，穿过许多猪猡到处跑的未铺砌的街道时，他经常坐着橘黄色的四轮马车，由两个车夫带着他去。马车由用亮丽的白石膏擦拭过的六匹白马牵引着；它们的毛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即便在黑暗中也能闪闪发光。同时，为了取得共和党人的信任，华盛顿每天下午两点出来散步。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华盛顿最失当的举动是从芒特弗农运来了七名黑人奴隶协助他的白人仆佣工作。

以前美国的社会分化并不严重，纽约市的贫富差距也不是很明显。经历数年的战时紧缩之后，当地的商人开始炫耀财富。布里索·德·窝里勒评论道：“如果说美洲大陆还有一个城市充斥着英国奢侈品，那就是纽约……从女性的穿着上，你会看到亮丽的丝绸、薄纱、帽子和假发。饰品不多却非常讲究。”[38]有社会地位的男人也模仿欧洲贵族，身着天鹅绒大衣和有褶皱饰边的衬衫大步流星地走路。对担心这个国家将会回到贵族统治时代的共和党人来说，这种纨绔子弟般的着装带着旧社会颓废的味道。他们担心，如果首都就设在纽约，美国的天真古朴会被这座城市的享乐主义涤**得无影无踪。与此相比，许多立法者住处狭小，生活贫困，根本无法享受铺张奢侈之举。拉尔夫·伊泽德（RalphIzard）抱怨说，收入菲薄的参议员不得不住进“家庭旅馆，在阴暗狭小和隐秘的地方寄宿，没有像样的随从，无法妥帖地进行社会交往，以至于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和人格”——这种境况只能加深他们对纽约的厌恶之情。[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