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轮离开上海码头的时候,天还没亮透。是一种混沌的、青灰色的光,勉强勾出外滩那些高楼巨兽参差的轮廓,黄浦江的水是泥浆般的土黄色,被轮船的螺旋桨搅动,翻涌起一股股带着油污和垃圾的浊浪,气味不怎么好闻。
陈慕白站在二等舱的甲板栏杆边,没去挤舷梯那边送行的人群。他穿着质地考究但样式低调的深色呢子大衣,围了条灰色的羊绒围巾,手里拎着个不大的皮质旅行箱,看上去就像个寻常的、家境殷实的年轻商人,趁战局间隙去大后方寻找机会。只有他自己知道,箱子的夹层里,藏着几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和一把上了油、用油布裹好的小巧手枪。
汽笛拉响,悠长而沉闷,像是巨兽从肺腑深处发出的一声叹息。船身缓缓移动,与码头之间那道浑浊的水面逐渐变宽。岸上的人影、建筑开始模糊、缩小,最终融进那片灰蒙蒙的背景里。上海,这座困了他西年多、给了他无数惊险也锻造了他的孤岛,正在缓缓退去。
心里没什么离愁别绪,只有一种紧绷的、随时准备应对变化的警觉。离开,是“根深藏”指令的一部分。上海的风暴眼正在形成,他这枚“锚”需要暂时转移到另一片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水域——重庆。养父陈其业在那里,父亲(“园丁”)的指令也从那里来,新的战场也在那里。
当然,明面上的理由冠冕堂皇:拓展西南生意,考察大后方市场。花店交给了阿福和一个提拔起来的可靠老伙计打理,嘱咐他们“守成即可,勿贪进取”。关越的技术监听点进入了深度静默,设备做了伪装性拆除,只保留最基本的被动接收能力。苏婉君的新身份己经稳固,在小学里安安静静地做着音乐老师,成为一条沉睡的、极其隐秘的备用线。
船驶出吴淞口,江面骤然开阔。冬日的寒风毫无遮拦地刮过来,带着长江特有的、湿冷刺骨的水腥气。陈慕白拉高了围巾,目光却锐利地扫视着江面。零星的渔船,挂着破帆,在浊浪里颠簸。几艘挂着太阳旗的日军巡逻艇,像不祥的灰黑色梭鱼,在不远处逡巡,探照灯的光柱偶尔扫过江面。更远处,水天相接的地方,是一片令人压抑的铅灰色。
他知道,这一路溯江而上,绝非坦途。宜昌以上,三峡险峻,日军势力虽未完全控制,但空袭、水雷、土匪、各路军阀关卡……处处都是麻烦。这艘挂着英商旗号的“江安”轮,算是目前这条线上相对“安全”的选择,但也只是相对。
他回到自己的二等舱单间。房间狭小,但还算干净。放下箱子,锁好门,他第一件事是检查舷窗的插销和门锁的牢固程度,又摸了摸墙壁和床板的厚度——职业习惯,到哪儿都得先找退路和藏身处。然后,他摊开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标注粗略的川江航线草图,开始默记关键节点:镇江、南京(己沦陷)、芜湖、安庆、九江、武汉(半沦陷状态,情况复杂)……再往西,就是国军控制下的宜昌,三峡的起点。
记忆这些,不仅是为了行程,更是未来可能的通道。上海与重庆之间的联络,不能只依赖飘渺的电波和缓慢的邮件,需要更可靠、更灵活的人与物的流转路径。这条江,就是天然的血管。
接下来的两天航行,沉闷而单调。陈慕白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舱室里,偶尔去甲板透透气,也是沉默寡言,一副心事重重、为生意前途担忧的模样。耳朵却没闲着,捕捉着船上各种语言的交谈片段:抱怨物价的商人,谈论时局的教授,思念家乡的职员,还有几个神色警惕、低声用川渝方言交谈的军人模样的人。
他像一个最耐心的观察者,将每一张有特点的面孔,每一种有代表性的情绪,每一段有趣的对话,都默默归档。这些都是素材,是了解这片土地和这段航程的碎片。
变故发生在第三天下午,船过芜湖不久。
当时陈慕白正在甲板尾部的吸烟区,靠着栏杆,看着江岸上缓缓后退的、萧索的冬日田野。忽然,一阵带着哭腔的女人的争执声从前甲板传来,夹杂着男人粗嘎的呵斥和几声不怀好意的哄笑。
他皱了皱眉,本不想多事。但争吵声似乎朝着这边过来了。只见一个穿着灰蓝色护士服、戴着护士帽的年轻女子,满脸通红,眼角噙着泪,正被两个穿着皱巴巴西装、流里流气的男人半围半推着往这边挤。女子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帆布医疗箱,像是护着什么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