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工作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毫无章法的哄抢。不,比哄抢更糟。哄抢至少还带着点原始的、不顾一切的坦诚,而这场所谓的“接收”,披着“恢复主权”、“惩治敌伪”、“整理资产”的堂皇外衣,内里却是一团由贪婪、腐败、无知和派系倾轧搅拌成的烂泥塘。
一纸纸盖着大红印章的“封条”和“接收令”,从那些匆匆成立、权责模糊的“敌伪产业处理局”、“物资接收委员会”之类的衙门里雪片般飞出,贴满了上海滩大大小小的工厂、仓库、商铺、宅邸。贴封条的人,穿着各式各样的制服,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态度却出奇地一致——倨傲,急切,眼珠子滴溜溜转着,打量眼前的产业像是在掂量一块肥肉能榨出多少油水。
真正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没几个。来的大多是像胡专员那样的官僚,或是他们带来的七大姑八大姨、同乡故旧,还有各路闻着腥味扑上来的掮客、买办。他们的心思不在恢复生产,不在整理档案,而在“五子登科”——抢房子、抢车子、抢厂子、抢票子、抢条子(金条)。一时间,上海滩上演了无数荒唐剧:为了一处日侨留下的花园洋房,两个不同系统的“接收大员”能带着手下当街对峙,差点动枪;为了争夺一批查封的棉纱,接收人员与原本看守仓库的伪警沆瀣一气,连夜分赃;更有甚者,把设备完好的工厂机器当成废铁贱卖,所得钱财落入私囊,而急需开工的厂子却成了一具空壳。
陈慕白冷眼看着这一切。他名义上也算是“陈家”的一员,陈其业在重庆遥控,陈慕文上蹿下跳,他自然也被卷入了这股浊流。陈慕文以“配合接收、贡献力量”为名,把他拉进了那个由胡专员牵头、网罗了不少本地“有活力人士”的所谓“工商界接收协进小组”。美其名曰借助本地人熟悉情况,实则是想利用他的人脉和“清白”背景(至少在陈慕文看来,这个弟弟在沦陷期没啥大动作,容易控制),去摸清一些产业底细,同时也把他放在眼皮子底下盯着。
陈慕白顺水推舟,应了下来。他知道,彻底避开是不可能的,反而容易引起怀疑。不如主动跳进这个泥塘,在浑浊的水里,才能更好地摸鱼,也更方便把水搅得更浑。
他跟着小组跑了几处地方。看着那些接收人员如何粗鲁地撬开锁,如何对着一堆日文或德文的机器说明书抓耳挠腮,如何对那些精密仪器随意摆弄,如何将仓库里堆积的原料、成品草草登记(往往登记数远少于实际数)。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暴发户式的兴奋和毫不掩饰的窃喜。陈慕文混在其中,如鱼得水,与胡专员等人称兄道弟,时不时低声交换着眼神,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
陈慕白则像个沉默的影子,跟在后面,很少说话,只是观察,记录。他的心思不在那些明面上的机器、原料、房产上。他真正关注的,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软资产”:技术图纸、实验数据、研发记录、专利文件、专业书籍、还有……人。
在一次“接收”虹口某家日本人留下的中型机械厂时,陈慕白注意到,在嘈杂的人群忙着清点机床、争论谁该分到那几辆遗留的卡车时,厂房角落一个不起眼的小办公室里,堆着几柜子落满灰尘的技术档案和实验记录。一个戴着眼镜、瘦削落魄的中年男人,正默默地、小心翼翼地将一些晒蓝图和手写笔记本往一个破旧的皮箱里装。那人的动作很轻,带着一种绝望的不舍。
陈慕白踱步过去,随意地翻看了一下散落在桌上的几张图纸,是某种精密齿轮的加工工艺和改进设计,笔迹工整,数据详尽。“你是这厂里的?”他问,语气平和。
那人吓了一跳,抬头看他,眼神惊慌,又带着一丝被发现的窘迫。“是……以前是这里的……技术员。”他声音干涩,“日本人走了……这些……这些没用了,我想……留点纪念。”
“纪念?”陈慕白拿起一本笔记本,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计算公式和结构草图,“这些东西,比外面那些铁疙瘩值钱。”
技术员嘴唇动了动,没说话,只是更紧地抱住了自己的皮箱。
陈慕白没再追问,只是低声说了句:“东西收好。别让外面那些人看见。如果……没地方去,或者想找点正经事做,可以到福州路‘暮白书社’留个话,找王经理。”他说了一个以前用来联络的、现在基本废弃的备用地址。然后,他转身离开,仿佛只是随口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