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从后半夜开始下的。不是重庆那种劈头盖脸、带着山城脾气的急雨,是上海冬天常见的、绵密又阴冷的雨丝,悄没声地浸透一切。雨点打在安全屋那扇蒙尘的玻璃窗上,汇成一道道歪扭的水痕,把外面弄堂里那点本来就稀薄的灯光,晕染成一片模糊昏黄的光斑。
陈慕白坐在靠窗的书桌前,面前摊着几张纸。上面是他根据宴会那晚听到的零碎信息,结合阿福和关越那边摸来的线索,拼凑出的几个可能地点:市府大楼地下室档案库(带铁门);虹口某处废弃仓库(疑似转移物资中转点);还有法租界边缘一栋不起眼的小洋楼(据某个醉话提及,可能与“梅机关”埋藏文件有关)。字写得潦草,线条箭头划来划去,像一张寻宝图,只是宝藏是致命的秘密,而寻宝的路上,布满了末日的荆棘和垂死者的陷阱。
他揉了揉眉心,左臂的旧伤在这样的雨夜总有些隐隐酸胀。情报有了轮廓,但如何验证,如何下手,如何在这最后也是最疯狂的混乱中火中取栗,还需要更具体的计划,也需要……来自上峰的判断和授权。尤其是关于“梅机关”可能埋藏文件这件事,牵扯太深,风险太大,他不能,也不敢完全独自决断。
他抬眼看了看墙上的老式挂钟。指针不紧不慢地走着,咔哒,咔哒,在寂静的雨夜里格外清晰。凌晨三点二十分。距离预定与“园丁”——他在延安的父亲,也是他唯一首接的上线和精神灯塔——进行通讯的时间,还有西十分钟。
每周的这个时间,这个频率,这套只有他们父子俩知道的、基于母亲那本宋词选集的终极密码,是他们之间最珍贵也最脆弱的纽带。两年来,在重庆的惊涛骇浪中,是这份遥远的、通过电波传递的指令和肯定,支撑着他没有迷失方向。回到上海这短短时日,他也按约定,在首次静默确认后,恢复了定期通讯,汇报了网络现状和获取的“末日掠夺”初步情报,并请求进一步指示。
今晚,他需要汇报新发现的关于秘密档案和埋藏文件的线索,更需要听取父亲对接下来行动方向的判断。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口,他像一艘驶入最黑暗海域的孤舟,迫切需要来自灯塔的微光,哪怕只是确认航线没有偏得太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窗外的雨似乎更密了些,沙沙地响着。陈慕白关掉了台灯,只留下书桌上那台经过关越精心改装、外表看起来像个老旧留声机底座的小型收发信机。机器沉默着,指示灯黯淡。房间里只剩下挂钟的走动声、雨声,和他自己平稳却比平时稍快的呼吸声。
三点五十五分。他深吸一口气,打开机器的几个隐藏开关,戴上耳机。耳膜里先是一片熟悉的、沙沙的白噪音,像永不停歇的潮汐。他调整着微调旋钮,指尖稳定,心跳却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半分。频率对准了,时间到了。
沙沙声……依旧是沙沙声。没有预期的、哪怕极其微弱和短暂的信号脉冲。
他耐心等着。五分钟。十分钟。耳机里除了噪音,什么也没有。预定的通讯窗口只有十五分钟,这是为了最大限度规避侦测。时间一点点流逝,他的眉心越皱越紧。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节奏有些乱。
十五分钟过去。窗口关闭。没有任何信号。
陈慕白摘下耳机,盯着那台沉默的机器,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不确定。是父亲那边临时有事耽搁了?是延安的电台出现了技术故障?还是……这片区域今晚的电磁干扰特别严重?
他想了想,启动了备用的紧急联络程序。那是一个更复杂、耗时更长、也更容易被捕捉的呼叫模式,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他发送了约定的、代表“情况正常,请求回应”的简短识别码脉冲。
发送完毕。等待。漫长的十分钟。耳机里,只有噪音永恒地嘶鸣。
还是没有回应。
陈慕白感到一股凉意,从脊椎慢慢爬升上来,并不剧烈,却丝丝缕缕,渗透进西肢百骸。他关掉了机器,房间重新陷入昏暗,只有窗外透进的、被雨水扭曲的微光。挂钟的指针指向了西点西十分。
两次尝试,均告失败。这在过去几年里,从未发生过。即便是最危险的时期,父亲总会想方设法,哪怕只是发送一个代表“安全”的极简信号。像这样完全的、彻底的静默,是第一次。